Mao

yihui博客摘录

好久之前就准备读一读yihui博客上的文章,最近总算看了几篇,划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句子,虽然说是最近其实也已经是半个月之前的事了。

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这种问题,往往让人感到有些恐慌。害怕答案是没有意义,或找不到意义,或担心现在好不容易找到的意义有一天会消失——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原则也让我反思了很久这些“英雄”,可能只是历史的宠儿而已。反正我个人是坚定地相信,我自己的“成就”,相当大一部分应该归因于我的好运气:在恰当的时间遇上了难得的机遇。这不是假惺惺的谦虚。我只是众多随机漫步的傻瓜中的一个好运的傻瓜。

斯多葛哲学的真正意义(恐怕这又和世间绝大多数道理一样,知易行难了):

情感震颤之际,只要倾听,毋需如懦夫般哀求怨叹。

情绪起伏时,坚定不为所动。有那些情绪反应并没有错,也不失尊严—人生来就有情绪。错的是不能像英雄般,或至少像个有尊严的人那样挺直腰杆。这才是斯多葛哲学的真正意义,它要人与概率平起平坐。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士绅信条:

禁欲主义者乃集智慧、正直、勇气于一身之人,无畏于生命恶作剧造成的伤害,因此不受生命起伏波折的影响。

我最引以为豪的成就,是戒掉了接触电视和新闻媒体的习惯。戒掉之后,发现看电视比做其他事,譬如写这本书,还耗费精力。但我还是耍了一些花招,如果不耍些花招,我就没办法逃避这个信息时代的毒害。

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十分英勇,而不是因为战场上的成败。

自信的人容易感染别人,但那个自信满满的权威,也许只是个临时性的幸运的傻瓜。

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这也是我近几年宣扬的观点:存在就是存在于网页中。吾网故吾在。如果你没有个人网站,你就不存在(见 blogdown 书的前言第一段)。我不完全是在开玩笑。

“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

这是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形式决定内容。印刷机是一种话语结构,会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选择某一类型的听众。印刷机让美国的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

波兹曼说 18 和 19 世纪人们在教义之间的争论是通过行文理智、逻辑严密的小册子或书进行,其中他提到一个叫爱德华兹的人(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聪明、最富创造力的人之一”、“对美学理论的贡献和对神学的贡献几乎一样重要”),以及他的一本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之一”的《信仰的深情》。这么高的评价搞得我都有点想看一看这本书,可惜微信读书里还没有上架。

哈佛、耶鲁等学校创建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宗教问题,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也没想象过历史上曾有这么一个时代:研究宗教像研究学术一样严谨。

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这是引用梭罗的《瓦尔登湖》。电报让信息脱离语境,消除了时空隔阂,让信息的价值根植于它是否新奇有趣。什么叫“脱离语境”?波兹曼说你可以问自己下面这个问题:

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或者更具体地,问这样一些问题:

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伊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波兹曼说:“我可以大胆地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播音员的姣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

大概跟所有人一样,我是个喜欢幽默的人,但现在的娱乐节目(我已几年不看,只是偶尔旁听一下)真的让我笑不出来。国内的娱乐节目如我前面所说,动不动一秒鼓掌、两秒起立、三秒热泪盈眶,让我非常反感。唱歌的节目一定得自幼死了爹娘、北漂二十年住地下室吃方便面才能成为被选中的歌手,搞笑节目正急速朝卖丑的方向前进(通过丑化形象达到搞笑效果是最低级的搞笑方式),很难见到一点机智的幽默,在这一点上,说实话我依旧只服郭德纲(这里不谈人品什么的,只谈艺能)。为什么歌手要比惨,为什么搞笑艺人要卖丑?因为他们要使尽浑身解数吸引我们的眼球,他们本身的能力值太低,只能靠额外的装备硬撑,满足观众越来越难满足的胃口。

电视节目中,只要主播说一声“好……现在”,那就代表要切换话题了。说这三个字的时间就是你看电视时所有能用来思考的时间,即: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你的脑子像一个垃圾桶一样,被源源不断地倒进杂物。

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必定还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几年前我在 Ames 村里一所中学里的墙上看见标语,说是让小朋友们远离 Facebook 和 Twitter,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否有效果。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中,谁能跑赢?说实话我比较悲观。全书最后引用《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作为终结: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据说这是一部叫《大敦煌》的电视剧的片尾曲。我没看过这剧,不过歌词中的荒漠、黄沙、飞天可能是扣题的关键词。我最喜欢的是这两句排比(尤其后一句):

短暂的是流转的季节

永远的是飞天的思念

简单的是天涯都追随

为难的是诀别着成全

谁是正常人,谁是疯子,有时候答案并不是那么明显。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里面对欧文(那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评论让我有所共鸣:

欧文传记的作者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这好比一个关在病房里的疯子说道:“整个世界认为我得了精神病,可是我认为这整个世界才是得了精神病,我的不幸在于:多数是在整个世界一边。”

身为少数派,对抗多数派还是相当有压力的,尤其是少数派只是孤身一人时。

If you want to build a ship, don’t drum up people to collect wood and don’t assign them tasks and work, but rather teach them to long for the endless immensity of the sea.

日本年轻人真的不思进取吗?看文中的两个例子的话,答案是否定的。当公交车司机以便欣赏城市四季风景,或者当理发师以便二十多年来每周能有两个自由的下午能打棒球,这能叫不思进取吗?只要他们自己内心喜欢,何必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把自己搞得那么焦虑?中国社会内卷了几年,现在钟摆似乎有点往回摆的意思了,又开始躺平。我只是希望这种躺平心理是众人自己内心的选择,是出于淡泊名利,而不是出于绝望和丧气。

当我们试图构建完美无缺的安全系统时,我们就会制造出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这几乎无可避免。

我们相信,保护孩子远离环境危害或交通事故这样的举措当然是对孩子好,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孩子远离危险,所选择的方式却会阻止他们获得经验,比如步行上学、爬树或使用剪刀。而这样的保护会使孩子因此错失习得技能、学会独立或进行风险评估的机会。

快乐的秘诀是王阳明说的饥来吃饭倦来眠吗?我自己是倾向于相信专注使人快乐,这也是我践行的生活方式。不过身处信息江湖,践行“饥来吃饭倦来眠”可能比龙场的石棺中要难得多。我可以吃饭不看手机、做饭不听节目、开车不听歌,但这些都是自己的事,自己可控,那涉及到与他人相关的事呢?我作为码农,貌似不可能不看 Github 吧。不知阳明先生会有何高见。

糖的黑历史(导致的奴隶贸易和压榨),赫拉利在他的书中也强调过。那些令人愉悦甚至欲罢不能的物品,我们在享受的时候是很难去深究它们背后的罪恶的。比如,现今的社会中,到底是谁在压榨外卖骑手?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在甘蔗园里卖命工作的奴隶是不是很相似?

戴潍娜也提到一个这个时代需要深刻反省的现象,也就是为什么如今难以见到观念不同却依然能成为朋友的人了?仿佛观念不同就只能成为一辈子的仇人。

戴潍娜:文学圈在一天天僵化。文学旧体制里,多得是文学赞美家,却极少有文学批评家。民国时代,鲁迅他们那帮文人是白天对骂干仗,晚上又可以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的。我们现在缺乏这种文化氛围,要么是一拥而上吹捧赞美,要么就是直接钉上耻辱柱墙倒众人推。辩论的声音都被淹没了,当年白天争吵、晚上喝酒的那种君子风度和文人高雅的行事作派不存在了。

当语言变得沉默

光亮没入黑暗

生命在死亡里

一切方能成就

展翅飞翔的老鹰

为其虚空

散发着光辉

通过《知识,如何被背叛?纪念文学批评家乔治 · 斯坦纳》一文头一次了解到斯坦纳这个人,感觉此人异常犀利,有些观点也我也非常认同。比如他与我一样反对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整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但却容易忽略个体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因而权力在利用它追求各种宏大理想时,也就极易滑入漠视个体甚至反人性的深渊。

再比如我也最怕同时拥有书和剑的人(如自己推崇延迟满足却要用最强技术瓦解他人意志的张一鸣):

文明没有抵抗住野蛮,文明本身孕育着反文明的力量。阅读歌德的人并不比不读歌德的人更少成为野蛮的同谋。在《后记》一文中,斯坦纳细致地介绍了犹太遇害者卡普兰在集中营写的《日记》,卡普兰发现,纳粹的威力在于,他们同时拥有书籍和利剑,“在同一个人身上,既有兽性,也渴望人文。”斯坦纳说这是“令人气愤的真相”,我们对文化抱有的希望,“似乎在打碎我们牙齿的时候,文化并没有在场。然而,如果我们不能逐渐理解一点卡普兰平静精确的情感,也许,打碎我们牙齿的时候,文化也会在场。”

当然,我头像中的书与剑不是这个意思……看完这篇文章后,我把《语言与沉默》加入了我的书单,不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读。这书的标题恰巧是上面刚提到的那首诗的第一句。

2020 年中国人每日短视频人均使用时长 110 分钟,人均阅读书籍时长 20 分钟;图书零售码洋首次负增长,同比下降 5%,不足千亿元,实体书店销售规模下降 33%,一二线城市高于三四线城市;新书品种规模下降12%,新书码洋贡献率只有 13.82%(畅销书第一:《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

如今,我们接受知识的速度很快,但据说我们的注意力时长不超过八秒钟。时不时看手机都成了我的一个生理动作。我已经失去了小时候曾有过的那种体验——拿到一本书,就像吞咽一般的阅读,并全部记住书中所写的内容。我们的心都散掉了。

为什么工匠精神这个词流行起来了?人心缺什么,嘴上就会强调什么:

今天,我们提倡工匠精神,这反而证明工匠已经没落的事实。在工匠时代,世界上不存在着“工匠精神”这个词——因为工匠们都会遵守相应的工作伦理,让其作品维持在某个水准之上。

我家洗衣房里的灯是运动感应式的,人走进去就会自动亮。很多时候,我只是从洗衣房路过,而不可避免地会把灯晃亮。对这个自动感应开关,我感到很烦;它本是为了节省拨开关的动作,但结果是多数时候我需要做的是把自动打开的灯关掉。最后,我找了几张贴纸,把感应器蒙了起来,世界顿时清静了:真正需要开灯时,我抬手摁一下开关就好了。在《被技术侵入的我们的生活》一文中,强制老人刷脸、使用手机和健康码,都跟我家这个自动灯一样,本是想用技术制造便利,却反倒给一部分人增添了极大的不便,就是因为技术成了唯一的选择。

社交网络的话题我已经说过几百遍了:

社交网络的创立初衷是让更多的人们团结起来,但实际上社交网络分散了我们日常的注意力。Facebook 的创立总裁 Sean Parker 曾在《卫报》采访中承认,对于社交网站的运营者来说,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尽可能多地利用用户的时间和有意识的注意力。

说是让人们团结、连接,而结果却是更加分裂、更加疏远。朋友圈里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你站在桥上点赞,设计点赞的人在楼上看你。点赞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扎克伯格和张小龙的梦。

读到一句“书卷多情似故人”,博主说最后一句境界有所亏:为啥要提寻芳客呢?好像也有点道理。痴迷读书就痴迷读书,我管它寻芳客信不信我案上有好书呢?道理有点像列弛以前觉得《清夜吟》的后两句有说教气:月到天心、风来水面的清意味自己独赏就好了,为啥管别人知不知呢?于谦和邵雍这是不是一定程度上的发朋友圈行为?

在他另一篇读书笔记中,他引了毛姆的《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也是我感同身受的:

在度过了生命的黄金年华之后,你会发现你能欣然参与的活动已为数不多。除了象棋、填字游戏、单机电子游戏,几乎没有一种你一个人就能玩起来的游戏。但是阅读就不一样了,它丝毫不会让你有这种困扰。没有哪一项活动可以像读书一样——除了针线活,但它并不能平复你焦躁的心情——能随时开始,随便读多久,当有人找你时也可以随时搁下。没有其他娱乐项目比阅读更省钱了,你在公共图书馆的那些愉快日子和阅读廉价版图书时的愉快体验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筑造一座避难所,让你逃脱几乎人世间的所有悲哀。

明王世贞评定的“古今咏梅第一”诗,是杜甫那首超长题目的《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自古人皆折花折柳相送,以表相思,而送不了时不免遗憾嗟叹,如“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哪知杜甫却说幸好你没有折梅送我——“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最后一句“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诗人与梅花同白头却不偕老。梅花生机勃发,诗人却已迟暮。刻画此种反差,不亦情深缘浅乎?

冰心这个词,最近我自己用了两次(一次是给一位老师的邮件,另一次就是上面的打油诗),又见大鹏用了一次。此事甚巧。又联想到一个月前重读冰心的《笑》,深感佩服这些作家,尤其里面有一句:

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

这是我从小就非常熟悉的场景。现在读到这样的文字会给我一种猛烈的冲击,但叫我写的话,则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我曾看过无数遍屋檐滴水到阳沟里,也看过无数的水泡儿,也看过它们泛来泛去的乱转,但这句话我几乎不可能写得出来。

语言文字的震慑力通常需要大量时间去提炼和凝聚,然后才有爆发的效果。如果走马观花式地一个个景点看过,那面对美景也只能有空说一句“真特么好看”。如果疫情中每一个城市都需要鼓励,那我们也只能有能量说一句“武汉加油”或“北京加油”。如果朋友真像朋友圈里的那么多,那面对别离我们心中可能都泛不起任何波澜,因为我们知道,朋友多半是假的(或至少是浮浅的),别离也是假的。

忙是为了挣钱吗?在《原则》读书笔记中我引了一篇关于金钱和幸福关系的论文,它的大致结论是,我们通常想象的金钱与幸福的正相关只体现在那些尚在基本生存线下的人群中,而过了这条线之后相关性就不明显了。它还讲物欲旺盛的人会明显更不幸福,除非他们已是大款。

尼采反对过度活跃。“强大的灵魂”拥有“宁静”,他“行动迟缓”并“对一切过于活跃之物感到厌恶”。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写道:

“你们所有热爱苦工的人,你们热爱快速、新颖和陌生之物。你们无法承受自身,你们的辛劳是一种逃避,是意图忘却自我。如果你们更加相信人生,你们便不会拜倒在瞬间面前。然而你们的内在缺少足够充实的内容去等待——甚至也不能偷懒。”

最后,我大学本科读到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跳舞吧,像没有人会欣赏一样”。年少时读它,觉得它的意旨是鼓励人们勇敢追求。现在读它,觉得是在劝人把生活的重心从外移到内,逐渐学会不假外求、反求诸己。所以“写日志吧,就像没有人会阅读一样”。于是现在我写日志时,都倾向于写给自己看,只有少数时候应和一下其它博主或读者。等它们发布出来时,我自己可能已经读了百十来遍了。

数日前了解到黄庭坚的一句话(我好像越来越中意他了):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又联想起“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有些人,就算你敲烂键盘,他也不能理解你;有些人,就算你一言不发,他一样能猜中和理解你的意思。前者不会等我更新,而后者不必等我更新。如果感觉我的某篇文字引发了你的共鸣,或勾起了你的某个理想或人生追求(我将不胜荣幸),那么你真正应该做的不是等我继续更新,而是挥一挥衣袖,去追寻你自己的云彩,把它写下来。至于我,只不过是你生活里一位随机的过客。只要你找到了自己认同的活法,并愿意加把劲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从此我万言也好,一默也罢,甚至是死是活,都可以与你无关了。

据说梅艳芳在她的告别演唱会上最后的告别就是一句“再见”。如今我几乎不再看电影,但仍然记得若干年前一部电影《沉静如海》的结尾处,女主人公终于与男主人公说了第一句话,也是整部电影中唯一一句话,就是“再见”。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相比起青史几行名姓,我更关心的是北邙无数荒丘。无名之辈亦可有真性情、亦可被欣赏、怀念。人要怎样活法,才能活出数十年后还能被人追忆的真气?

我个人并不太看重泛泛之交,多数点头之交或点赞之交我应该都已经忘了,但如果我读过一个人的博客,我应该会记得牢得多。即便如此,我读过的个人博客也很多,这个数量也不是我的脑子能维系的,所以进一步地,如果一个人的博客能让我感受到真实的印迹,那我几乎一定会记牢博主,毕竟这样的人是少数。真实的印迹也有很多类型,其中有一种尤其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孤独地面对自己的类型。在这一点上,《你为生存做些什么,我不关心》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我的心意:

我并不关心你在哪里受到教育、你学了什么或者你同谁一起学习,

我想知道,

当一切都背弃了你,是什么在内心支撑你前行。

我想知道,

你是否能孤独地面对你自己,

你是否真正喜欢那个你独自一人时交谈的声音。

衣食足之后,便有剩余的(甚至是旺盛的)精力去关注自己的外在荣辱,比如自己是不是太胖。若一个人活着只是为了接受商家的推销而买买买、或者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改改改,进而无法活出自我,那他注定会是个永世不得翻身的穷人。

《儿女》一文中四个孩子吃西瓜的描写,便是我当年开始看丰子恺文章的引子。文中他赞美了孩童的天真,并反省了成人的病态。文末一段也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当年初读这篇文章只是觉得四个孩子吃西瓜可爱,后来自己有了孩子后,便更真切体会到孩童那种无拘无束和忘我的天真。与他们相比,成年人某种程度上确实都是活在种种束缚下的残废者。孩童仅仅是凭想象和最简单的道具,就可以玩得非常投入和开心,而成年人却总是欲壑难平、要寻得一份开心通常得付出高昂的代价。给孩子胡诌故事时,只需要在里面埋一个梗,便可重复利用它无数次,而且次次见“笑”;而成人呢,你给他五百块钱放桌上他都笑不出来。

丰子恺说他宁可做自然的乞丐,也不愿做整日装腔作势、敷衍应酬的富贵之人。我虽然还没足够的豪气讲这话,但我也追求做一个透明而坦诚的人(当然,我大概也做不到完全透明)。

常人抚育孩子,到了渐渐成长,渐渐脱去其痴呆的童心而成为大人模样的时代,父母往往喜慰,实则这是最可悲哀的现状!因为这是尽行放失其赤子之心,而为现世的奴隶了。

哇哇学语忆犹新,沦沦岁月蹒跚行。

啼痕笑颜皆童稚,哪堪世事亦无定。

两小无猜对眸嬉,四载有尽如梦醒。

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

几个月前看到一个自我补足理论。其实就是那句很多人都熟悉的话:心里缺什么,外面就显摆什么。人心里都有个完美自我的幻象;如果在现实中自己有哪方面欠缺,那么人就会追求补足它。有时候补足的方式是用某种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比如,缺乏所谓的“男人味”的人可能会戴大金链子。

我看到这个理论,是因为在看另一篇文章,说“提前宣布你的计划会让你更难有动力完成它”。作者说原因是当人向外界宣布他的计划时,他便从这个宣布中得到了满足;八字还没一撇,真正难的事情还没做,但满足感已经提前得到了。

每当我想起这位小伙伴,我总不由自主把他跟鲁迅笔下的闰土联系起来。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于是也想起鲁迅《故乡》开头的一段: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契诃夫有篇小说叫《醋栗》,里面有一段引起了我这个乡巴佬的共鸣:

我们完全跟农家孩子一样,白天晚上都待在田野上、树林里,看守马匹,剥树皮,捕鱼,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你们也知道,谁一生中哪怕只钓到过一条鲈鱼,或者在秋天只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看它们在晴朗凉爽的日子成群飞过村子,那他已经不算是城里人,他至死都会向往这种自由的生活了。

是啊,谁一生中哪怕只爬树掏过一个鸟窝,或者在冬天的田野里生过一堆火,或者在干涸池塘底带冰碴的淤泥上踩过一脚,他至死都会惦念乡村的泥土地。

几个月前列弛谈王国维的第一境时,一语道破当今众生相:

他们对一切都感到兴趣盎然,除了自己的生活。

是否这一刻的最爱

将不再更改

几多次努力过

才活出自我

问充满诱惑的尘世间,有几人能保证这一刻的最爱将地久天长呢?而遍布他人目光的生活里,又有几人通过努力而活出不顾他人目光的自我呢?

我对图片之类的多媒体形式感到警戒,是从我读完《娱乐至死》开始的。我并不绝对排斥多媒体,我警戒的只是多媒体让我感觉无法沉下心来;它们会快速吸引我的眼睛,但我的脑子却会落在很远的地方跟不上

泛滥的拍照还有个更深层的问题。韩炳哲在《遁入图片》这篇文章中点明了:

如今,我们借助数字媒体生产大量的图片。这种大规模的图片生产也可以被阐释为一种保护性和逃避性的反应。现今的图片生产还表现出一种美图的狂热。由于对现实的感知并不能让人满意,因此我们逃遁到图片之中。美图技术取代了宗教,成了我们赖以面对身体、时间、死亡这些真实生活元素的工具。所以说,数字媒体具有去真实性。

一定程度上,照片上的世界其实是个伪造的世界。如《娱乐至死》中所说,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这毫无问题,生活应该留一些想象和幻想的空间;但如果有人真要住进去,那问题就来了。我想,过去的偶尔一张两张纸质照片断然不会让人住进空中楼阁,而如今的海量照片则有这个可能了,因为每张照片都在向你呼喊:你棒棒哒、美美哒。喊久了你可能就真信了,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自恋、自我意识扩张到仿佛走哪儿都有人在关心自己形象的程度。

荣格大人说人会避免直面自己的灵魂。他要是活到今天,恐怕会感叹,人连直面自己的丑脸的勇气都没了,就更别提什么灵魂了。

清醒过程中一定伴随痛苦。

这话反过来说也成立:在安逸中不太可能诞生什么深刻的认识(及其衍生物,如伟大的作品、事业)。或者说,如果你感到痛苦,那么你很可能正在迈向清醒的途中。

献给鲍特金的《鹰的心思》

—— 阿 · 瓦 · 柯尔卓夫

我会长久

蹲在家中生活,

徒劳无益

把我的青春消磨?

我会长久

坐在窗旁,

白日夜晚

看道路伸向远方?

或许鹰的翅膀

已被捆绑,

或许它的道路

全都封锁?

或许它害怕

在陌生的人世,

同命运后娘

过孤苦生活?

为什么它的心灵,

想见见广大世界,

为什么它希望

飞遍人间?

快乐和痛苦都应该是生活的常态,人为回避掉所有痛苦,那么快乐可能也要打折扣了。

在《娱乐至死了吗》一文中,我说张一鸣是当今中国登峰造极的恐怖分子;类似地,扎克伯格算是全世界的恐怖分子头目。只不过这些恐怖分子的手段不在于暴力,而在于用数据扎心。暴力尚容易察觉和反抗,数据扎心术则是猝不及防的温柔一刀又一刀。扎你几刀之后,系统便掌握了让你最舒服的扎刀姿势,让你活生生变成一代大侠,并赐名:独孤求扎。

It is not the man who has too little that is poor, but the one who hankers after more.

这同爱比克泰德说的如出一辙:

富裕并非拥有许多财产,而是拥有很少需求。

当一个人在他宣称的专长领域里其实能力并不够的时候,他会向别人明示或暗示他的一些外在能力指标,比如一位医生会向人展示他的医学博士学位。这些指标会让听众提高对他的真实能力的评估。能力不足的人也会倾向于对他人施加影响,并且避免自我否定。这种幻想式的自我补足很是耐人寻味,也值得我们反省。

不是因为事情困难,而让我们不敢做;是因为我们不敢做,事情才变得困难。

一个人越卑鄙,他就越固执地想扮演高尚的角色,有些人还因此成功了。

若是听闻有艺术家为艺术自杀,我则会更不理解:艺术竟然比生命更重要?列弛文中引用梵高的两句话让我头一次感到有些理解了:

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某种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不再眷恋人间。

生命只是一个播种的季节,收获不在这里。

落基山之行给我留下印象的有两处。一处是进山时游客中心里 Jeffrey Christensen 的纪念碑。他是一位守林人,于 2005 年 7 月 29日在山里殉职(三十一岁)。我最初留意到他是因为他的姓很眼熟(与最近一位新闻人物同姓),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碑上他的一段话:

You know, if I ever die while at work in the mountains, do not cry for me because you will know that I died doing what I love. But if I die in a car accident on my way to an office job, then cry for me because you will know I was miserable and not doing what I loved.

这段话既严肃又幽默,不免让我脑补编造了一段我的“遗言”:如果我在键盘上码字时挂了,还请诸位莫要伤心(追悼会上最好是大家排队讲笑话),但如果我在爬落基山的时候摔死了,那诸位可以放声痛哭,因为我自己也觉得那样太惨了。

人人都一边说着想静静,一边又舍不得这光怪陆离、醉生梦死的红尘。空有转瞬即逝的迷茫,却没有倒退的勇气。只要陷在这个矛盾中,就不可避免会沦为他人的木偶,他想怎么牵引你就怎么牵引。在这里我得重提王维母亲那三个字:净、静、境。净的最大敌人是欲望,保留欲望就是保留被人挑逗的可能性。心理渴求赞扬,而又无法面对多数人都是平庸平凡平淡、无法得到强力赞扬的现实,于是只能靠别人在你美颜自拍下的敷衍点赞续命。物欲旺盛,便容易被洗脑、网购些根本用不到的东西堆在家里。若连基本的脸净和家净都做不到,哪会有闲暇想静静?静静需要五感皆空,而你回想一下,你上一次没看、没听、没吃、没闻、没触碰任何东西是在什么时候?恐怕五感已经尽被外物锁死,人已经没有了真正的无聊时间,所有时刻都被无孔不入的信息占满;上茅房时是几乎一定在看手机,开车时一定同时放着音乐或其它音频节目。

《娱乐至死》中都明确指出来了:这些新闻与你何干?看了这些新闻,你能做什么?绝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是:你什么也做不了。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关掉浏览器和手机后,你什么行动也不会有。它能对你有何启发、能改变你什么?什么启发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也不会发生。这话有些绝对,但大体上应该是对的,所以大体上你可以忽略多数新闻,忽略它们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多大影响。

看完这篇博客我心想这谁写的啊,抬头一看原来是那位五年前自杀的 Aaron Swartz。在 2006 年写这篇博客时,他快满二十岁。

自由比身份地位重要。说白了,就是解名缰。

时间的长度容易触动人,极短和极长的时间都有这个特性,而且长短往往还能互通,一眼万年,一跳一生,一沙一世界。